当生命逝去，还能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2003年起，每年3月1日被定为上海遗体捐献者纪念日。二十年来，越来越多人申请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在一次次的生命接力生命中，谱写了真情大爱。而从与患者家属沟通到合法依规采集器官组织，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特定职业也一次次见证并参与了捐献的全过程。

王春光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医生，除了救死扶伤，他还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七年来，最令他感动的是一名脑血管疾病患者。这名患者病情进展很快，被判定为适捐者后，留给王春光动员患者家属的时间并不多。“去他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怎么争取获得家属的理解，没想到他女儿毫不犹豫就同意了。”王春光回忆道，患者女儿告诉他，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向来助人为乐，她很肯定父亲会同意以这样的形式，最后一次帮助世人。最终，患者捐出了肝脏、肾脏和角膜，挽救了三个生命，帮助两名患者重见光明。

记者了解到，2015年后，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从司法途径转变为公民逝世后捐献。由于捐献者多为遭受颅脑事故和脑血管意外的患者，令提前判定成了不可能。因此，当有潜在捐献者出现时，协调员不仅必须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更重要的是保持情感与理智上的平衡。

同样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九年前，茅啸秋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几年前，一名年轻男性因脑外伤导致脑死亡，他的父母连夜赶到上海。“老两口伤心欲绝，几度昏厥，我真切感受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让我不忍心打扰他们。”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茅啸秋还是走向了逝者家属，经过三天两夜的沟通，最终，患者父母同意捐出儿子的器官以挽救更多生命。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单靠一腔热忱难以长久坚持，还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每次都是一接到电话就出发。有时饭吃到一半，她就催着我快点去。”王春光说，自己的爱人也是一名医生，是读研时的同学，因此两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茅啸秋家住市区，成为协调员后，休息天还要经常来回奔波市区和松江。“有几次她看我很疲惫，就给我打气，说协调员是实实在在延续生命的事业，要我打起精神来。”茅啸秋说。

国内启动器官自愿捐献的时间并不长，许多人对此尚感陌生，甚至心存误解，因此更需要协调员开展大量工作。“假如捐献人的父母在世，有配偶，且子女已成年，捐献器官前必须征得这三类人全部同意并签署书面协议后才算合法合规。”茅啸秋说，在动员家属前，协调员还要通过严谨的医学判定流程，确认捐献人是否属于适捐者，“哪怕患者变成植物人了，如果生命各项体征稳定，也还不能成为适捐者，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会竭尽全力去救治”。

当前，全国每年约有30万例器官衰竭患者等待器官移植手术，然而受传统观念约束，实际捐献量与需求之间仍有巨大缺口，协调员动员的成功率也仅在二成左右。但每一次，协调员都会在守住生命底线的同时，抓住任何一丝生的希望。

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最重要的使命。事实上，王春光和茅啸秋自己也是器官捐献志愿者，许多器官捐献协调员也都有这一第二重身份。2022年，在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二年，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俞炜通过在线登记，成为全国第3258498名器官捐献志愿者。“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果在最后时刻，能给世界留下一些礼物，甚至挽救其他生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俞炜说。

这些年，协调员从开口就被拒绝甚至被谩骂，到家属知晓器官捐献并最终愿意签署捐献协议书，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可度在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底，全国器官捐献志愿者累计登记584万余人，实现捐献4.3万余例，捐献器官13万余个；上海市志愿登记12万余人，截至今年2月共完成捐献1026例。俞炜介绍，市民如有登记意愿，可致电021-37736986咨询区红十字会，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点击“志愿登记”并填写个人信息后登记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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